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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3.崇拜财富并不能创造财富（薛涌）
茅于轼“只有富人得到保护，穷人才能变富”的理论，虽然近来在媒体引起了激烈的争论，但是，冷静的讨论并不多。其中应该负主要责任的，是茅于轼本人。他讲这话本身，就是非常不冷静的。我曾提到，克林顿刚刚当上总统时，张口闭口“富人”，想采取劫富济贫的民主党传统政策。他的财长鲁宾劝他说：你不要用“富人”这个字眼。这个词太有侮辱性。大多数富人是正当地获得了财富。你可以说他们是“成功的人士”。克林顿因此冷静下来，放弃了这个字眼。
市场经济的社会强调人人平等、公平竞争。因此，“富人”就常常是个贬义词，因为这个词描绘的是一个人和别人不平等的事实。茅于轼则反其道而行之，把“富人”当褒义词来用。这说明了他的价值观念：他强调的不是平等、不是公平竞争，而是财富本身，哪怕这种财富并不那么正当。他的话里，透露出主流经济学家们关起门来才肯说的思想：中国的经济起飞是他们和富人们的功劳。富人们的钱虽然来得黑一点，但毕竟是不得了的财富。我们眼睛要盯在财富上，而在财富的正当性方面最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富人的第一桶金即使不正当，也应该既往不咎。
这种财富崇拜，不仅会造成当今中国社会的不公平，从长远来看，还将有碍于中国摆脱贫困。 “富人”顾名思义就是有钱的人。你可以说企业家创造财富，但“有钱”却未必能创造财富。大多数创造财富的企业家，远够不上茅于轼所谓的“富人”。比如，街上受税务等管理部门反复骚扰的小摊小贩就是企业家。在一些旅游景点，不少没有上过高中的小贩，居然操着几种外语和外国游客讨价还价。这在我看来，就是很了不起的企业家。茅于轼的企业家，则非“富人”莫属。这也怪不得，他说来说去，举出个任志强来作“富人”的典范，并且说“任志强最关心群众”。这其实还是跳不出干部楼里的等级观念。我们这代人都知道，“关心群众”的人和“群众”本身并不是一个阶层，两者之间有着不可逾越的鸿沟。过去“关心群众”的是“领导”，现在则是“富人”。“群众”属于“不算数”的工人农民等等，当然没有资格和企业家们平等竞争了。
这种富人崇拜，反映了中国错误的经济发展模式。记得当年台湾经济起飞时，日本前首相岸信介告诫台湾：你们不要看着日本的大企业威风就照顾大企业。政府要保护小企业。日本经济的主力，还是中小企业！这无异于警告台湾：千万别只顾着保护“富人”。
茅于轼的“保护富人”说，实际上还是盯着那些买卖作大的人。但他忘记了，社会的财富，主要是那些并不那么富有的人创造的。即使是“富人”，其对社会作出最大贡献的时候，恐怕还不那么富有。比如，比尔·盖茨为社会创造最大财富的时候，恐怕还是在白手起家创立公司的阶段。他在创造的盛期未必是个富人。这和我们作学问的道理也大同小异。人们总是崇拜学术大师。殊不知，许多人成了“大师”后就呆在自己的光环里吃老本，失去了创造力。最有创造力或真正进行创造的，还是那些穷兮兮的博士生，是还没有被承认的人。
正当的财富是对创造的承认，未必是创造本身。一个在市场经济中有竞争力的社会，最要紧的是保护创造过程，而不是仅仅保护对创造的最后奖赏。任志强有钱、有官场中的关系、有保镖、有排队等着他发话的记者。他既不用茅于轼这样的人为之说话，也不需要特别保护。相反，无权无势的小商小贩，则最需要有人为之说话或者提供保护。我曾反复讲过一个例子：北京郊外一个山鸡场，一对农民夫妇经营，几年就有了几十万价值的规模。穷得叮当响的农民，能创造这样的业绩，这才是企业家，是中国的希望。但是，我们的社会不保护这种人。一纸拆迁令，山鸡场被推倒，山鸡被抢光，几年心血全泡了汤。中国的富人，多是些开发商、房地产商。他们富起来的前提，就是不停地拆迁、推到许多象山鸡场的主人这样的小生意人的买卖。他们不是财富的创造者，而是破坏中国经济发展潜力的吸血鬼！
这也毫不奇怪，中国明年就可能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，但在未来几年内，不可能出现一家世界一流企业，也没有任何企业能够推出值得世界效仿的管理模式或技术。中国的富人，是在不公平的竞争中生成的，根本不是在管理和技术的竞争中胜出。相反，小商小贩需要靠效率制胜，需要有创造力。但是，我们的社会却纵容有钱有势的人对他们进行掠夺。这样一个只保护财富，而不保护创造财富的过程的社会，是没有希望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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