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富士康员工“十一连跳”后，老板郭台铭终于出来面对公众、鞠躬道歉。然而，他虽然鞠躬很深，话语却不诚恳，在和记者的互动中，总滔滔不绝地谈某某跳和我无关，似乎这些死难的职工大部分都不是他的责任。另外，他强调富士康不是血汗工厂等等。尽管一些女工向记者透露一天干12个小时，一周干六天。
不错，有些自杀案，看起来属于感情问题等私事。但富士康真就可以因此开脱干净吗？打个比方说，一个20岁的年轻人失恋，痛不欲生。这时他突然拿到了哈佛的全奖，多年的博士梦终于能圆了。你算算他有多少自杀的可能呢？如果他丢了女朋友，却要回到富士康一天干12个小时，到处受到严格的监督，回到宿舍举目无亲，他自杀你还会吃惊吗？郭台铭的话，反映了他还不懂得工人的社会面向。这也引导我们反省富士康所代表的“现代管理”。
富士康很为自己的“现代管理”而骄傲。一些网友已经用“泰勒制”来形容这种管理。这样的联想，可谓非常贴切。所谓泰勒制，是由费德里克·泰勒创造，主要的观念还是在1880-1890年代发展出来的。这正是美国成为世界第一经济体的所谓“镀金时代”。美国的大资本在此时形成，对社会有着高屋建瓴的主宰优势。工会还属于弱势群体，很难与之对抗。泰勒像分析运动员的训练和动作一样分析工人的工作程序，最终总结出一套最优的操作步骤，把劳动分工的原则推向了极端。
泰勒的主要方法包括：把决策权从工人手里彻底转移给经理，把工作分割为许多细小的部分，对每一细节都发展出标准化的工作程序，用工资奖励的手段鼓励工人提高产量。他将这套原则冠之以“科学管理”，其中针对的一大问题，就是在大工厂里普遍出现的怠工现象。
不可否认，这套制度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。但问题很快就暴露出来。每道工序都有标准化的规定，限制了工人的自由创造，甚至减少了对技术的需求，把人变成了流水线边上的机器人。这一点被卓别林的影片表现的活灵活现。结果，工作变得越来越枯燥乏味。在二十世纪初波士顿地区Watertown兵工厂罢工后，国会成立了特别委员会调查泰勒制，1912年发表了报告，承认泰勒制在组织管理技术上有相当的创新，但把太多的权力交给了高级管理层，非常危险。后来在对工人的态度作了调查后，参议院干脆禁了泰勒制，称此制在工人中引起了太多的怨恨。
批评者指出，泰勒制把人当机器，忽视了工人的更高需求，更忽视了人与人之间的不同。适合一个人的东西，未必适合另一个人。整齐划一的管理，使许多人难以适应。另外，管理层和工人的利益非常不同。权力全交给管理层，责任让工人感到受压迫。甚至还有人说，正是泰勒制在工人中引起的不满和怨恨，使后来的工会势力崛起。
在阶级斗争时代，我们把泰勒制看成是资本家残酷剥削的铁证。后来改革开放，则觉得这是一场管理革命，生怕学不会而落后。其实，资本主义本身就对泰勒制有许多反省。到了战后，泰勒制早已被改造。大企业的工人，多是五天工作制，工会的政治影响举足轻重。特别是在选举日，工人当家作主的感觉特别强。1960年肯尼迪和尼克松竞选总统，投票日一直尼克松领先，但下午工人下班走向投票站，立即大翻盘，肯尼迪入主白宫。更不要忘了，那位被工人选票击败的尼克松，当年在莫斯科和赫鲁晓夫展开了著名的厨房辩论。当时美国在苏联展览的民房，在苏联人眼里是豪宅，媒体称为“泰姬陵”。尼克松则指出，这种房子一个工人靠自己的工资很轻松地就可以买下来。再近一点的事情，那就是这两年三大汽车危机揭示的现实：人家流水线上一周上五天班的工人，一年工资加福利十好几万美元，高过了教授，也高过了许多地方官。你拿着这么一个工作，有多大可能因为感情问题而自杀呢？
泰勒制是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代的产物，在后工业时代已经不合时宜，因为这种制度使人失去了对自己的控制权。因此，我们的当务之急，不仅是在企业内部对泰勒式的“科学管理”人性化，更要在社会政治环境中给工人更多的权利，特别是自由组织工会的权利。只有当工人切实感受到自己的力量时，他们才能感受到自己生命的价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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