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梭伦改革
〖时间〗公元前594年
〖人物〗梭伦
〖背景〗
1．公元前8～6世纪，雅典城邦平民与贵族的矛盾十分尖锐
(1)原因：①在政治上，贵族占据了首席执政官等重要职位，还把持了作为最高决策机关、监察和审判机关的长老会议，但作为最高权力机关的公民大会，没有实际权力，形同虚设。②在经济上，贵族通过放高利贷、土地兼并等方式盘剥平民，平民处境不断恶化。许多人不得不为债主耕种土地，成为“六一汉”。所有借款或租地都要以人身作为抵押，如果还不起债或交不起地租，他本人及家属就会沦为债务奴隶。
(2)表现：公元前632年，雅典发生武装暴动，参加者主要是平民。
2．工商业奴隶主与专权贵族之间的矛盾
(1)产生背景：①公元前8世纪以后，随着铁农具的广泛使用，农业生产力大为提高，手工业、造船业也获得发展，商业贸易日趋繁荣。②随着工商业的发展，沿海地区的一些平民通过经营工商业发财致富，有些贵族也开始经营工商业。雅典的工商业者在经营活动中，经常使用奴隶劳动，形成了工商业奴隶主阶层。
(2)表现：随着经济实力的日益壮大，工商业奴隶主对旧贵族的政治专权越来越不满，展开了要求分享政治权利的斗争。
3．公元前7世纪末期，基伦暴动和德拉古立法作为解决危机的两次尝试均告失败，形势表明：要从根本上化解政治危机，就必须进行真正的、全面彻底的社会政治改革。
4．导火线：萨拉米危机进一步暴露了雅典社会内部尖锐的矛盾。
5．梭伦的个人作用。①出身贵族家庭，受过良好教育，有过经商经历，饱览世事人情，善于诗歌创作。②同情平民，不满贵族政治，具有革除雅典社会弊端、建立公平社会的政治抱负以及节制、中庸、公平的政治理念。③公元前594年，梭伦当选为首席执政官，承担起化解社会矛盾的重任，全面展开改革。
〖措施〗
1．经济领域的改革
(1)颁布“解负令”：①内容：废除所有债务，禁止借贷以人身作抵押；由于欠债而卖身为奴的公民，一律释放，被卖到外邦作为奴隶的公民，由城邦拨款赎回；废除 “六一汉”制度，因债务而被抵押的土地一律归还原主，禁止以人身为担保的借贷。②影响：Ⅰ改革解除了债务奴隶制对平民的威胁，不少因欠债为奴的平民重新获得土地和人身自由。Ⅱ非债务奴隶越来越成为奴役的对象，为了获得更多的劳动力，雅典积极向外掠夺奴隶，走上了奴役外邦奴隶的道路。Ⅲ在雅典的影响下，希腊各城邦相继都废除了债务奴隶制。
(2)限制土地兼并，杜绝贵族侵占平民的财产：①内容：颁布法令，规定占有土地的最高限额。②影响：使贵族的土地兼并受到制约，逐渐失去了扩张势力的物质基础。
(3)鼓励发展农业和工商业，扩大下层平民的就业机会，壮大雅典城邦的实力。
(4)改革币制和度量衡制，推动雅典对外贸易的稳定发展；倡导节俭，抑制奢侈浪费。
2．政治方面的改革
(1)确立财产等级制度：①内容：按财产多少把雅典公民划分为四个等级，财产越多，等级越高，享受的权利也越多。②影响：打破了贵族依据血缘门第的世袭特权垄断政权的局面，为非贵族出身的工商业奴隶主开辟了参政议政的途径，是一个历史的进步。
(2)为进一步打破贵族专权，改革国家权力机构：
①内容：Ⅰ恢复公民大会作为国家最高权力机关，规定公民大会有权决定战争、媾和等国家大事，并有权选举国家公职人员，包括第四等级在内的所有公民都有权参加大会。Ⅱ从雅典最初的四个部落中各选100人，组成“四百人会议”, 前三个等级的公民都可以当选。“四百人会议”是公民大会的常设机构，主要职责是拟订议程，预审提案，准备决议，实际上执掌最高统治权。Ⅲ在司法制度方面，设立公民陪审法庭作为最高司法机关，成员从各个等级的公民中抽签产生。
②影响：改革国家权力机构，大大提高了公民参政议政的积极性，削弱了贵族长老会议的权力，赢得了公民的广泛支持；司法制度的改革，打破了贵族对司法审判权的长期垄断。
〖特点〗
1．全面性和深刻性（革命性）：梭伦改革中采取了废除债务奴隶制、发展工商业、实行财产等级制度、重组国家权力机构等一系列除旧布新的措施，不仅触及到土地占有这种生产关系的调整，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政治上的贵族专权局面，是一次全面而深刻的变革，堪称雅典历史上成功的改良典范。
2．节制、中庸的指导思想：梭伦推崇“中庸”原则，企图用妥协的办法求得斗争双方的和解，一方面改善平民的经济状况，提高其政治地位，另一方面确认财产等级制度，保护贵族的各种政治特权，因此，改革带有一定的不彻底性，没有消除贵族和平民的根本矛盾。
〖影响〗
1．进步意义
(1)为雅典城邦的振兴与富强开辟了道路。梭伦改革大大促进了农业和工商业的发展，使雅典成为古代希腊最繁荣的工商业城邦。
(2)动摇了贵族专制统治，奠定了城邦民主政治的基础：①“解负令”使广大平民成为享有自由权利的公民，形成了民主政治必须具备的公民群体。②财产等级制度的推行，打破了贵族政治专权的局面，使工商业奴隶主分享了政治权力，也使下层平民获得了一定的公民权利。以财产资格来取代血缘资格，从根本上瓦解了贵族世袭的基础。③恢复公民大会、设立四百人会议和公民陪审法庭等国家权利机构的改革措施，打破了贵族对国家政权的垄断，在一定程度上确保了公民参与国家事务的政治权利。
2．历史局限——贵族和平民的矛盾没有根本解决
梭伦以财产资格确定公民不同的政治权利，富有的第一、第二等级在国家政权中占据着绝对优势，下层公民没有享有充分的参政议政的权利；改革后，贵族仍然比平民享有更多的政治权利，氏族制度残余仍得以存续，贵族势力依旧存在；改革后，贵族对权势的削弱不满，下层平民需要进一步改革的愿望也没有得到实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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